北宋何去非的《何博士备论》作为中国古代罕见的军事战略专论，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历代战争案例的剖析，更在于它折射出中国古典军事思想的三种思维范式——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"谋""势""变"三派。谋派的代表当属书中对孙武思想的诠释，何去非认为《孙子兵法》的核心在于"先计而后战"，强调战前庙算的决定性作用。这种思维在宋襄公"不鼓不成列"的案例中被反向印证——当军事行动脱离周密谋划而拘泥于道德教条时，必然招致泓水之战的惨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何去非对谋略的推崇并非简单推崇诡道，而是强调建立系统性战争思维框架，这与当代军事理论中的"OODA循环"理论（观察、调整、决策、行动）有着跨越时空的呼应。 势派观点集中体现在对楚汉战争的解读中。何去非对韩信"背水一战"的分析尤为精辟，指出其成功关键在于创造"置之死地而后生"的心理势能，而非单纯依靠士兵勇气。这种对"势"的理解超越了普通的地理优势认知，深入到群体心理动力学层面。书中对比了项羽垓下之围的溃败，揭示出同样的军队在不同势能下的表现差异。现代读者会发现，这种分析思路与克劳塞维茨《战争论》中"重心理论"形成有趣对照，但何去非更注重主观势能的营造，这种东方特色的思维取向至今影响着东亚国家的战略文化。 变派思想则贯穿于对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等经典战役的评述中。何去非特别强调曹操在官渡的胜利源于"因敌变化"，而袁绍的失败则在于机械照搬"十则围之"的教条。这种对灵活性的推崇在分析周瑜火攻决策时达到高潮——何去非指出当时东南风并非偶然，而是东吴将领长期观察水文气象的必然结果。这种将偶然性纳入必然性考量的思维模式，与当代复杂系统理论中的"涌现性"概念不谋而合。不过需要警惕的是，何去非对"变"的推崇有时过于理想化，书中对马谡街亭之败的分析就略显简单，未能充分认识到战术灵活性受限于后勤保障等客观条件。 三派思想在《何博士备论》中并非割裂存在，而是呈现动态融合的特征。在讨论唐太宗征战经历时，何去非展现出最高明的综合思维：既肯定李世民对"疲敌之计"的精密谋划（谋），又赞赏其通过快速机动创造的战场态势（势），更推崇其根据不同对手调整战法的应变能力（变）。这种综合性在澶渊之盟的分析中尤为明显，何去非既批评北宋朝廷缺乏长远战略谋划，又理解当时利用和谈态势的现实考量，同时指出盟约后未能及时变革边防体系的失误。这种立体化的分析框架，使这部成书于11世纪的著作至今仍能给现代读者带来启示。 值得深思的是，何去非作为北宋武学博士，其写作必然受到当时军事困境的影响。书中对赵括"纸上谈兵"的反复批判，对李牧"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"的推崇，都暗含对宋代"以文制武"体制的委婉批评。这种将历史评论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笔法，使《何博士备论》超越了一般兵书的技术层面，上升到军事哲学的高度。当代读者若能将书中三种思维范式与克劳塞维茨、若米尼等西方军事理论对比研读，必能获得更丰富的战略思维启迪。

《何博士备论》这本书里有很多打仗的故事，这些故事讲的是宋朝怎么用兵。何去非写的这些内容很实在，他当过武学博士，所以懂打仗的事。书里说打仗要看时机，不能乱来。比如他说"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"，意思是打仗要随机应变。 何去非喜欢用对比的方法来说道理。他把历史上的胜仗和败仗放在一起比较，这样看得更清楚。书里写了汉朝和唐朝的很多战例，分析得很透彻。他特别强调将领的重要性，认为好的将领能改变战局。 这本书的语言很平实，没有太多华丽的词句。何去非直接讲重点，不绕弯子。他把复杂的军事问题说得简单易懂。比如讲防守和进攻的关系，他用"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"八个字就说清楚了。 书中的观点到现在还有用。现代人读这本书，能学到怎么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。何去非看问题的角度很特别，总是能抓住关键。他写的不是空理论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经验总结。

有人从《何博士备论》中看到古代军事家的智谋，有人读到排兵布阵的精妙。我翻开这本书，感觉像听一位老将军讲述战场经验。他用朴实的语言告诉我怎样带兵打仗，怎样在劣势中扭转局面。这本书凝聚了千百年的战争智慧，现在读来依然实用。我们的祖先能写出这样的兵书，说明中国人打仗的本事自古就很高明。这些宝贵的军事思想值得永远传承下去。

这书，实在鸡肋。论兵势太浮泛，谈兵法又太迂阔。高谈时或可一看，细究便漏洞百出。困顿时读它不得解脱，得意时读之反生迷惑。知兵不如用兵，背书不如实战。想学为将之道？不如去校场挥汗！纸上谈兵谁不会？偏要装出一副高深面孔。何博士啊何博士，您那些备论，说到底不过是文人墨客的兵棋推演罢了。嚼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将军们真的会看这玩意儿？

翻开《何博士备论》，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令人窒息的学究气。作者何去非仿佛端坐在高阁之上，用他那套看似严谨实则迂腐的论调，将鲜活的历史硬生生塞进预设的道德框架。这种以论代史的写作方式，让整本书读起来像一场令人疲惫的说教。 北宋文人论兵，本就带着文人的迂阔。何去非更将这种毛病发挥到极致，他笔下的战争不是血肉横飞的沙场，而是棋盘上推演的符号。在论及楚汉之争时，他大谈"仁义之师"与"暴虐之师"的对比，却刻意忽略刘邦背信弃义、诛杀功臣的事实。这种选择性失明的史观，让分析显得格外虚伪。 最令人不适的是他那种居高临下的评判姿态。在《六国论》中，他将六国灭亡简单归咎于"不能守先王之道"，仿佛那些在强秦铁蹄下挣扎求存的诸侯，都是因为不懂儒家大义才遭灭顶之灾。这种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空洞说教，暴露出典型宋儒的思维局限——用道德解释一切，又用一切佐证道德。 书中随处可见的二元对立更显幼稚。何去非把复杂的历史简化为"正邪之战"，将军事成败粗暴归结为道德高低。当他论述汉武帝征伐匈奴时，完全无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，反而盛赞"扬威域外"的虚名。这种对战争的美化，与他在其他篇章中批判"穷兵黩武"的态度形成可笑的自相矛盾。 更荒唐的是他对历史人物的机械归类。在《李靖论》中，他将这位唐朝名将塑造成儒家道德模范，却对其真实的军事才能轻描淡写。这种削足适履的人物评价方式，让历史人物都变成了提线木偶，只为演绎作者预设的道德剧。 细读全书，会发现何去非真正关心的并非历史真相，而是如何借古讽今。每篇"备论"都暗含对当时朝政的影射，这种功利性的写作目的，使历史沦为政治说教的工具。当他在《晁错论》中痛斥变法之害时，字里行间分明是对王安石新法的含沙射影。 掩卷沉思，不禁为这种扭曲的历史书写感到悲哀。历史本应是多棱镜，在何去非笔下却成了单色滤镜。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史诗、复杂微妙的政治博弈，都被简化成道德教科书上的案例。这种将历史强行纳入儒家框架的尝试，最终只能生产出又一部充满偏见的"资治通鉴"仿制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