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撰。称书有八字法,谓之“拨镫”,自卫夫人并钟繇、王羲之,传授于欧阳询、颜真卿、褚遂良、陆柬之等,流传于当时。记述了擫、压、钩、揭、抵、拒、导、送之法:擫者,擫大指骨上节,下端用力欲直,如提千钧;压者,捺食指著中节旁;钩者,钩中指著指尖钩笔,令向下。

书法评论。唐李嗣真著。一卷。是书所载82人,分为十等,各有叙录。有评有赞,条理秩然。称后品者,盖有王愔、王憎虔、袁昂、庾肩吾等曾有书品在前。前品已定,则不复铨。此书只在上上品之上更列逸品,为嗣真所创,以明其在九等以上。文中“登逸品数者四人”,可能仅指张、钟、二王,不包括李斯,故有一人之误。有《说郛》宛委山堂本。

一篇。书论。唐代韩方明撰。方明生平里籍未详。唐贞元(785—804年)间书法家。自云:昔岁学书专求笔法,贞元十五年,授法于徐东海,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。擅长八分书。是书首叙笔法传录。前叙笔法传授，自谓授法于徐璹、崔邈,后言执笔五法,第一为执管,第二为管,第三为撮管,第四为握管,第五为搦管。大抵唐以前作书，颇重执笔之法，故言者较多。但所引名家口授秘传，并不可靠。

一卷。唐·张怀瓘撰。是书为以四字一句之口诀,归纳出用笔之规则,共十项。所列用笔十法为:偃仰向背、阴阳相应、鳞羽参差、峰峦起伏、真草偏枯、邪真失则、迟涩飞动、射空玲珑、尺寸规度、随了变转。每项规则之下均有解释。提出“偃仰向背,谓两字并为一字,须求点画上下偃仰离合之势”;“阴阳相应:谓阴为内、阳为外,敛心为阴,展笔为阳,须左右相应”等书法笔势的审美原则。强调上下偃仰离合、阴阳左右相应的辩证法审美范畴。

书学论著。唐代张怀瓘著。一卷。为奏御之作。论述大篆、小篆、八分、隶书、行书、草书等六种书体的特点、创始者、代表书家。其后论述执笔之法,认为“若执笔浅而坚,掣打劲利,掣三寸而一寸着纸,势有余矣;若执笔深而束,牵三寸而一寸着纸,势已尽矣。”甚为精当。是书陈振孙在《直斋书解题》中作《六体论》。所著六体为大篆、小篆、八分、隶书、行书、草书。叙述各书体源流,评论各体体势特点,颇精要。认为大篆法于鸟迹,史籀所造,李斯、蔡邕嗣之。其体势若鸾凤奋飞,虬龙掉尾,或花萼相承,或柯叶敷畅,劲直如矢,宛曲若弓,谓小篆乃李斯所造,曹喜、蔡邕为嗣。镂纤屈盘,鳞羽参差,其势飞腾,其形端俨。谓八分为王次仲所造,体骨雄异,贵异尚奇。

又作《临池妙诀》。唐代卢携编。首叙书法传授源流,谓智永乃王羲之、王献之之后,得其家法,以之传虞世南,虞传陆柬之,陆传其子陆彦远,彦远传携本人。取《翰林隐术》、王羲之《笔势论》、徐浩《论书》、《窦暨字格》、《永字八法势论》等著作,删繁选要,以成此篇。

唐文。柳宗元作。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云：“客或讥原涉曰：‘子本吏二千石之世，结发自修，以行恶推财礼让为名，正复雠取仇，犹不失仁义，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?’涉应曰：‘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?始自约敕之时，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。不幸为一盗贼所污，遂行淫佚，虽知其非礼，然不能自还。吾犹此矣’。此柳子厚《河间传》之意也。”黄震说：“志贞妇一败于强暴，以计杀其夫，卒狂乱以死。子厚借以明恩之难恃。愚以为士之砥节砺行，终不免移于富贵利欲者多矣。正当引以自戒，而不必计其恩之可恃否也。”今人孙昌武说本文乃“虚构”之作，已不是史传，“包括着政论、寓言、小说等多种因素”。通过河间妇的形象，“影射当时士人操守败坏，朋友之恩难恃，君臣之际可畏，也是寄托了对现实的感慨的”(《柳宗元传论》)。本文描写细致，情节曲折，刻划人物的音容笑貌，描绘人物的行动和场面十分生动。内容上虽有不堪入目之处，但在艺术描写的技巧上很突出。

一卷。书论。唐代蔡希综撰。希综，天宝年间书法家，曲阿(今江苏丹阳)人，希逸、希寂之弟。希综工翰墨。是编自述家世及前代书家之书学渊源，其要旨则归本于论用笔。共计五段，一、述家世。其家历世皆传儒素，尤尚书法，自十九代祖东汉左中郎邕至第四兄缑氏主簿希逸、第七兄洛阳尉希寂，皆有时名为世所重。二、追叙诸家授受渊源。述及大篆、隶书、楷法、八分、章草之始兴，历数了自周宣王至东汉期间五十余位书家，结语赞曰：“若盛传于代以为贻家之宝，则八体之极是归乎钟、蔡，草隶之雄是归乎张、王，此四贤者，自数百载来未之逮也。”三、引右军、蔡中郎之论，议用笔之法。言欲须先“适意任情，”次须“正坐静虑，随意所拟，言不出口，气不再息，则无不善矣”。四、历述钟繇、右军学皆大成之经验。钟繇从师学而精思，三十余载，行坐未尝懈怠，寝息间，“画其被，皆为之穿”。用功若此。右军习字，尤重心意，“书之为意，取类非一”。求字字意殊，骨气雄强，爽然飞动，终得其精妙。评曰： “是知学成非一师之能致，非好奇博艺之士，不能有知。”五、议下笔之法，曰：“夫始下笔，须藏锋转腕，前缓后急，字体形势状如虫蛇相钩连，意莫令断。仍须简略为尚，不贵繁冗。至如棱侧起伏，随势所立。大抵之意，圆规最妙。其有误发，不可再摹，恐失其笔势。若字有点处，须空中遥下掷，其势犹高峰坠石。”盛赞古之君子张伯英、张旭、崔长史、蔡伯喈等硕学多闻，笔力精深，“匪直禄取一朝，故亦誉流千祀”。统观全篇，所论多杂采诸家之言，无甚深诣。有《书苑菁华》本、上海书画出版社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本等。

一卷。又称 《后画品录》、《续画品录》。南朝陈姚最撰,其生平不详。姚最值社会动荡之际,由梁入陈。姚最对谢赫之《古画品录》所分品第不满,尤其对顾恺之被列为第三品、居陆探微之下,颇感不平,而认为顾氏绘画古今无双,故继《古画品录》而作 《续画品》。《续画品》只叙年代,不分品第,以梁元帝始,于解倩终,共录二十人。其中论断既有一人一论,亦有二人、甚至三人一论,如嵇宝均与聂松二人一论,释僧珍和释僧觉二人一论,释迦佛陀、吉底惧及摩罗菩提为三人一论,共存十六则论断。有人名下附有标注,如第一条“湘东殿下”下注曰:“梁元帝初封湘东王,尝画芙蓉图、醮鼎图。”似这类注释尚属姚氏之本文。而如 “张僧繇”条下之“五代梁时吴兴人”则绝非姚氏所注,为后人传抄时增益。姚最对二十位画家之论评多则五六行,少则三四句,气体雅隽,骈词俪句,辞采秀丽,但其内容单薄,不成系统,故被张彦远之 《历代名画记》讥为浅薄漏略,亦是实词。《续画品》 有明刊本、《画苑》本、《津逮秘书》本、《说郛》本、《砚北偶钞》本、《百川学海》 本、《美术丛书》 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 本、《四库全书》 本。

文体论。旧题南朝梁任昉作。又名《文章始》。一卷。原书已佚。今传本疑即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所载张绩补作之书。论述诗文骚赋各体起源,共八十五题,颇通博。惟辞甚简略,时有疏误。有明陈懋仁注本,清方熊补注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曾据两淮马裕家藏本,将其编入诗文评类。本书曾收入《文学津梁》等丛书,流传较广。《梁书·任昉传》提到“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”,但没提到著有《文章缘起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任昉《文章始》1卷,但已称有录无书,是其书在隋朝已不存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有《文章始》,注明“张绩补”。

南朝齐梁时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的论战之著。范缜(约450～510)字子真,河南人。出身寒微,性情率直,“好危言高论”,不畏权势。齐梁两朝,先后任尚书殿中郎、尚书左丞等职。早年,曾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,退而著《神灭论》。其基本论点是“形神相即”和“形存则神存,形谢则神灭”,以此推论,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乃是“质”和“用”的关系。“形者神之质,神者形之用”,正如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,刀刃没有了,锋利也就谈不上了。作者还对佛教加以指责,认为“浮屠害政,桑门蠹俗”。南北朝期间佛教盛行,南朝皇帝和世家豪族大都奉佛。寺院林立,僧徒云集,迷信成风,误国害民。《神灭论》一出,“朝野喧哗”。萧子良“集僧难之,而不能屈”,又派人以高官相诱,范缜则断然表示决不“卖论取官”。后来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,又组织64人发表75篇文章对《神灭论》进行再次围攻,还亲自写了《敕答臣下神灭论》,指责其“妄作异端”、“违经背亲”,并以命令语气说:“言语可息(不要再坚持了)!”但范缜仍然“辩摧众口”,不为所屈。结果,被流放岭南。《神灭论》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,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。

中国古代绘画美学论文。宗炳著。最早载于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。后收入明刊本《王氏画苑》、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《中国画论类编》等版本中。宗炳(375—443)。南朝宋画家,字少文,南阳涅阳(今河南镇平)人。家居江陵(今属湖北),擅长书法、绘画和弹琴,好游山水,信奉佛教,曾作《明佛论》。《画山水序》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篇关于山水画的美学论文,作者对佛学精神的体悟也体现在这篇论文的基本美学命题“畅神”说之中。所谓“神”,既是指与佛学之“道”相联系的“神明”,一种无限、绝对的精神本体,又是指已经掌握了这个“道”的超脱、自由的主体精神。在客观方面,“山水以形媚道”,“质有而趣灵”,即山水自然处处都亲附着,显现着这个精神本体,并因此而显得有“灵”有“趣”。山水画固然要“以形写形,以色貌色”,但亦应象领会典籍那样“旨微于言象之外”,即超越“形”的有限性而去领会那无限的“神”。这是构成“畅神”说的一重含义。书中尽管论述了类似西方透视法的远近法,但最终仍归结为得“嵩、华之秀,玄牝之灵”,即为了得山水之“神”。在主观方面,已经“含道”的主体在“映物”、“味象”、“应目会心”中,感发着自身的自由无限的内在精神,使得“万趣融其神思”;在和山水之“趣”的这种两忘俱一中,主体精神也得到了无限的解脱、展发和怡悦。这是“畅神”说的又一重含义。《画山水序》的“畅神”说,既深化了顾恺之“以形写神”说,又突出了主体表现的意义,对中国古代的后期写意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