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多读者初阅《晏子春秋》便觉其言辞质朴简奥，叙事颇类街谈巷语。殊不知这正是先秦典籍的本来面目，齐国土风跃然简册之间。吾辈读此书，如能略知临淄方言梗概，辅以《方言》《释名》诸书参详，则晏子之妙对、齐侯之诘问，顿觉鲜活如睹。正如当年杨雄作《方言》时所悟："齐楚之语各异，秦晋之词有别"，此中三昧，非精研古语者不能尽得。 国学耆宿钱穆先生曾于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中独标新解："《晏子春秋》之文，犹存齐地乡音，其设辞立论，往往带民间俚谚之风。"此语最得真趣。余每读晏子"踊贵屦贱"之讽，必想见临淄市廛中商贩吆喝之态；观其"二桃杀三士"之谋，辄闻稷下学士争辩之声。这般文字，原非刻意雕琢，正是齐人说话的本色。 近世学者多惑于《晏子春秋》真伪之辩，却忽略了其中保存的方言宝藏。试看"社鼠""猛狗"之喻，非齐地猎户不能道此；"景公饮酒"诸章，分明是齐宫侍者口耳相传的实录。钱玄同先生昔年考证齐鲁古音，便多取资于此书。吾辈何其有幸，竟能从两千年前齐人的家常话里，触摸到如此生动的历史温度！ 记得初读时，见"晏子短小"之记载，不觉莞尔。后乃知"短小"二字实为齐语对精明之人的昵称，非谓身材。此类方言之趣，书中俯拾即是。若谓《晏子春秋》难读，那多半是错会了古人说话的兴致。须知太史公作《管晏列传》，尚能于"其书世多有"处见微知著，今人反不如古人会读活书耶？每念及此，未尝不抚卷而叹：齐人风骨，尽在寻常言语中！

"事无所以，终之以义。"

古之贤相治国，必先正己而后正人，如晏子身不满六尺而相齐国，名显诸侯，其智慧谋略至今令人叹服。今之为官者，或贪慕虚荣，或结党营私，与晏子"衣苴布之衣，麋鹿之裘"的清廉操守相去甚远。读《晏子春秋》，犹见一位身材矮小却精神伟岸的政治家，在列国纷争的乱世中，以诙谐机智化解危机，以刚正不阿坚守原则。 晏子之智，非徒逞口舌之快。观其应对楚王"齐人固善盗乎"之辱，不卑不亢，以"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"反诘，既保全国体，又不失使者之仪。今之外交人员，或阿谀逢迎，或咄咄逼人，鲜有此等不辱使命又彰显智慧的表现。尤令人感慨者，是其谏止景公诛养马人的故事，以尧舜桀纣为喻，使暴虐之君幡然悔悟。这种循循善诱的谏言艺术，较之当代某些官员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，更显政治智慧。 书中记载晏子"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"的生活态度，与其"国有道即顺命，无道即衡命"的政治操守相得益彰。今日重读，不禁联想到某些官员一边大谈廉洁，一边纵容亲属经商敛财的双面人生。晏子拒更宅第时所言"非恶富也，恐失富也"的警句，道出了为官者应有的财富观。 这部跨越两千多年的政治教科书，处处闪耀着朴素却深刻的管理哲学。晏子处理君臣关系时既坚持原则又保持灵活，面对百姓疾苦时既体察民情又维护法制，这些政治智慧对当代治理仍具启示。遗憾的是，今人读古籍多停留在猎奇层面，未能领会其中"为政以德"的精髓。若能使《晏子春秋》的智慧真正融入现代政治实践，或许我们的公共治理能少些功利浮躁，多些晏子般的清明理性。

这是一个智者闪耀的时代。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中，晏婴以不足六尺之躯，却成为齐国政坛上最耀眼的明星。读《晏子春秋》时，我常常惊叹于这位政治家的多面性——他既是犀利的外交家，又是务实的改革者；既能以妙语连珠折服楚王，又能以俭朴自律感动齐侯。这种矛盾而统一的特质，使他在群雄逐鹿的舞台上留下了独特的身影。 晏子的外交智慧堪称一绝。当楚王故意在城门旁开小门羞辱他时，那句"使狗国者从狗门入"的反击，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叫绝。这种急智背后，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敏锐的政治嗅觉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总能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利益完美结合。出使楚国时，面对"齐人善盗"的侮辱，他以"橘生淮南则为橘"的比喻四两拨千斤，既维护了国家尊严，又展现了个人风采。这些故事让我想起现代外交场合的妙语连珠，可见智慧的光芒从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。 作为治国能臣，晏子的务实作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。在崇尚奢靡的齐国宫廷，他坚持"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"的简朴生活，这种以身作则的清廉，比任何说教都更有说服力。他劝谏景公的"踊贵屦贱"典故，用市场物价的微妙变化揭示严刑峻法的恶果，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观察力。不过细读之下也会发现，晏子的改革始终局限在维护旧贵族利益的框架内，与后来商鞅的彻底变革相比，终究少了几分魄力。 最耐人寻味的是晏子与孔子那段著名的相遇。两位思想巨匠的对话充满张力：晏子批评儒者"倨傲自顺"，孔子则称赞晏子"善与人交"。这种思想碰撞折射出春秋时期价值观的多元并存。作为读者，我既欣赏晏子务实进取的政治家风范，又难免惋惜其未能突破时代局限。当他把"和而不同"的政治智慧发挥到极致时，是否也预见到了齐国终究难逃被田氏取代的命运？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，正是《晏子春秋》最引人入胜之处。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烟尘，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位矮个子政治家身上散发出的智慧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