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魏郑公谏录》中不少人只看到魏徵的直言敢谏，而我更在意唐太宗的纳谏如流。帝王手握生杀大权，能忍下顶撞已是难得，更何况屡次采纳逆耳忠言。魏徵死后，太宗说"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，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"，这话不只是夸魏徵，更是在说自己。当权者最难的不是听好听话，而是面对批评时还能保持清醒。这本书记录的不仅是谏言，更是权力对自身的克制。

这部《魏郑公谏录》倒是编排得整整齐齐，看似条理分明，实则暗藏玄机。编者辑录魏征谏言，务求完备，却未免泥沙俱下；每条之后附以本事，却又常常语焉不详，令人不免疑为后人附益。读此书者须知，唐代实录早已散佚，今所见者皆经宋人爬梳，岂能尽信？魏征谏辞固然刚直，然经千年传抄，必有增损，尤须与新旧唐书对勘。若论其价值，在可见贞观君臣之际的言语风范，而未必尽为实录。譬如谏太宗封禅一事，文辞过于整饬，倒像是经过文士润色。更可笑的是，书中某些条目竟与《贞观政要》雷同，不知是谁抄了谁。想那魏征当日面折廷争，何等锋芒，而今所见文字，恐怕已被磨去了棱角。读此类史料，当如对着铜镜看古人，既要揣摩镜中影像，更要想到铜锈已经模糊了多少真实。